正如威森塔尔自己所说：“毫无疑问，他是指我的沉默不言。可是我能说什么呢？这儿是一个濒死的人，一个不想成为凶手的凶手，一个在可怕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成为凶手的人。他在向我这样一个人悔罪，而这个倾听悔罪的人可能明天又会死于和他一样的凶手手下。”所以，威森塔尔保持沉默，自始至终只是充当了一个听者。当晚，那个士兵死去了。
“我是否该满足这个濒死士兵的心愿？”威森塔尔自己并非拿得准这个问题，回来后，他和三个犹太同伴谈起过，他们一致认为威森塔尔做得对。但自此以后，威森塔尔和那个士兵一样，头脑里老是一幅画面——“那个头上缠满绷带的党卫队员”。“我已经断绝了一个临终的人最后的希望。我在这位濒死的纳粹身边保持沉默是对还是错？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处理的道德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冲击着我的心灵。”1976年，威森塔尔终于把缠绕了自己30年仍然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诉诸文字，交给了读者。他在结束写作时，这样问道：“亲爱的读者，你刚刚读完了我生命中这段令人忧伤的悲剧故事，你是否可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从我这个角度问一问你自己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