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连三发生反叛事件，搞得新莽政治上极不稳定，甚至一些狂悖之人也开始借题发挥。如当时长安城里有一名叫“碧”的“狂女子”,立于大道之中，呼喊什么“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之类。新莽立国将军孙建，始建国二年(公元10)十一月奏言中所陈述的两件事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那时社会的真实情形，其一是转呈西域将但钦上报的一则消息：“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共贼杀校尉刁护，劫略吏士，自称废汉大将军，亡人匈奴。”其二为孙建本人的亲身经历：“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收系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以上所讲的两件事，一起边防军官反莽叛逃事件和另一起京师人冒充汉帝儿子的诈骗案，充分说明当时民间反莽的情绪十分高涨，反莽的活动已经蔓延得相当广泛。
尽管它和以后的绿林、赤眉这类农民起起义军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在反对新莽这一点上还是非常相同的。上述频繁的武装反莽斗争基本都是由刘氏宗族或者官宦上层人物发动的。像首举武装反莽义旗的刘崇，乃长沙定王的后裔，说起来与刘秀还是同宗哩!再如反莽声势、影响最大的翟义，是成帝朝名相翟方进的儿子。他们的反莽，主要目的是政治上的。特别是刘氏皇族，由于王莽代汉对他们来说打击最为沉重，因此他们也就必然成为反莽的急先锋。这几次起兵后，王莽对刘氏宗室进行了更严酷的报复。刘崇失败后，王莽下令“污池刘崇室宅”。刘信、翟义失败后，刘信的儿子、翟义的母亲、哥哥等亲戚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长安都高四通之衢”,命令人民都去观看。不但如此，还把翟义之父翟方进和先祖墓挖出棺材烧枢平坟，并“夷三族，诛及种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葬之”。翟义的党羽王孙庆不幸被捕，王莽竟“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残酷至极。对于刘氏宗室，王莽建国后，都先后削其实权。如始建国元年(公元9)正月，“诸刘为郡守，皆徒为谏大夫”,改为空衔；始建国二年(公元10)十一月，又下令“诸刘为诸侯者，当与汉俱废”“其为吏者，皆罢，待除于家”。也由于这些措施，必然更加深了刘氏与王氏两大集团的矛盾，后来刘玄、刘縯兄弟和刘永以及《汉书·王莽传》所提到的“故汉钟武侯刘圣，聚众汝南”的反莽起兵，都与这些原因有直接关系。《后汉书·刘盆子传》载，当赤眉军兵近长安时，求刘姓尊立之，军中仅属于城阳景王之后者，即多达七十余人。刘氏宗室参加反莽起兵，说明了王莽集团与刘氏宗室矛盾激化的严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