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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犁留下的作品中，写于1950年1月的《秋千》似乎很少有人注意。他写的是农村工作组负责划成分的过程里，一个叫大绢的女孩子，她本来是跟一群贫下中农的姑娘共同成长的，小说里特别有意味地写到她们一起到集上卖线，要求买方要么照单全收要么一份别买，卖出好价钱后，她们买一色的红布做棉裤，“好像穿制服一样”，在上冬学时，她们挤坐到一条长板凳上，“使得那条板凳不得安闲，一会儿翘起这头，一会儿翘起那头，她们却哧哧地笑。”
但是，大绢却突然遭遇到了生命中的重大危机。有一个男青年刘二壮，并非出于私愤，而是根据当时公布的划分阶级成分的切割线，向工作组告发，指称大绢的爷爷曾开买卖，雇工剥削。那时政策的切割刀锋，从时间段上规定在“事变前三年到六年”，就是说，倘若在1931年至1937年间，大绢家有那种情况，她家的成分就要划为富农或地主，她也就成了阶级敌人的后代。听到揭发的工作组李同志，觉得坐在她面前的大绢立刻发生了变化：“好像有两盏灯刹地熄灭了，好像在天空流走了两颗星星”，大绢“连头发根都涨红了”。几天后李同志再见到大绢，“好像比平时矮了一头，浑身满脸要哭的样子”。其实，就算大绢的爷爷剥削过人，大绢也应无罪。但是，在那样的时空里，一个小生命的悲欢，就深重地系于他或她家里长辈的成分，他或她若家里成分不好，则构成其不可逭逃的“原罪”，必定备尝歧视艰辛，若苟活下来，要等至1978年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才能终于被赦免，小说里的大绢到1980年的时候，应该是四十五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