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同样，他一无当烈士的必要，二无杀身成仁的义务。要死的话，早死了。明代的监狱，只要进去，不死也得脱层皮的。他这一案，“词连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并及至刚，皆下狱。汝玉、贯、纮、引高、得旸皆瘐死。”然而，他没有死，他熬了过来。
我在替非要活下来的解学士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有一股足以支撑着他坚持的力量，说句不那么好听的话，也就是赌本，朱元璋的许诺和期待，是他的生命线。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情，总把自己契约于统治阶层，椎心泣血地维护其统治，而得到的结果，常常是被主人一脚踹开的一条讨嫌的狗而已。可在未被踹开之前，那尾巴还是摇得有板有眼的。
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对他说过：“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便成了终生发挥药效的兴奋剂。他为这铁券丹书式的圣谕不能死，他为政治投资，权力抱负，那飞黄腾达的梦也不能死。要不然，他不会喝得酩酊大醉，喝到人事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