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周便把注意力从李本人引开，转而集中到对李的错误战略批评上。
但是，周的报告也含有大量积极可取的东西。关于富农问题—是没收其土地，还是保留其财产—他宣称：
在对待富农的态度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经济上，没收他们的土地，政治上，枪毙他们。这样对待富农，中农会更加动摇……我们现在决不能疏远中农。
于是，周支持分阶段地实行农村革命。
在军事问题上，周又像过去在南昌时那样，开始硬干了。他在江西及其他地方尽一切可能建立了红军队伍，通过宣传收买地方武装，引诱国民党部队，从而导致了他过去曾告诫过的政治淡化的危险。中央会议以后，他向党的军事委员会夸口，红军的力量“现已足够进行大规模的内战了”。这话听起来恰似重蹈李立三的复辙，乐观地过高估计了红军的运气。
受此热情的感染，红军又在长沙发动了一次进攻。战斗命令是由新的中央下达的，新的中央是李立三在主持的。短短几周后，长沙进攻又遭第二次失败。这时共产国际派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瞿秋白回国来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周、瞿回国后说服了李立三，召开了中共中央全会，停止了进攻大城市。
其后，李立三被召至莫斯科，对自己的政治错误作出解释。几个月来周一直精神抖擞地工作，力图使各派力量团结在中央的领导周围。他向同志作的解释是，“李立三已经完全承认了错误”。所以，当共产国际正式责怪李时，李为了党的团结只好作出牺牲。李临走前，周使他宣布放弃他在政治局的职务，并告诉别人，李犯了“单纯军事冒险主义错误”，以及“完全否认了组织力量是革命形势成熟的先决条件之一”的错误。周还说服米夫不要改组党的领导，应当让党自己寻求意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