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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传统表述则比较适合描摹中国风俗的演变，如“品度”“伦际”等概念，这些概念的表达与“中层理论”对研究对象和范围的要求较为契合。如关于“品度”这个概念，邓子琴先生曾经概括南北朝之“品度”特征为“谐谑”“歌咏”和“游陟”；唐末五代以“无父”“无君”“无夫妇”为特征；北宋被视为“士气中心时代”，有“宽厚”“沉静”“淡泊”“好学”的说法；明代“品度”以“刚劲”“强毅”“刻苦”为标志；清代风气则转向“雍容”“细密”“推延”“条理”，恰与考据学术风靡的格调相一致。所谓“伦际”说的是一种人伦关系的组合形式，也与“品度”的变化基本对应。[35]
子琴先生的论断虽属一家之言，描摹时态的笔调也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他所揭示的从中国传统概念本身中寻求风俗演变之轨辙的做法，却体现出“中层理论”研究方法之精髓所在。
以上我们尝试着从中国传统脉络中梳理出若干可以作为“中层理论”依据的古典概念，其目的是尽量回避盲目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的规范概念所导致的理论偏失，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一味地拒绝西方观念的借鉴和利用，否则就会陷入传统主义抱残守缺的僵化困境。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发展和演变所带来的启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学源自西方，而中国考古学的起源则围绕着殷墟发掘而展开，以重建“古史”为目标，具有鲜明的“证史主义”倾向，即极力通过考古遗址的发掘验证文献记载中中国文明起源的精确性，比如将考古学文化的相对年代体系与文献记载的王朝更迭的绝对编年体系进行对应式和互证式研究，就在逻辑上充满循环论证的风险。正如有学者指出，这种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破坏考古学研究方法的系统性，严重的会导致考古学被束缚于史学研究的范畴，沦为“证经补史”的附庸。[36]因此，考古学也需要从人类学、民族学等现代社会科学中汲取养分，建构有自身特色的“中层理论”诠释框架。由此可知，通过对“中层理论”内涵的重新检视，中国史学的未来目标应该是在吸取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传统观念资源之间寻找到一种新的有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