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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而言，没有邮局我也能轻而易举地凑合。我认为，通过邮局而进行的重要交流非常之少。挑剔地说，我一生中只收到过一两封抵得上邮资的信——几年前我就写过这么一句话。一便士邮政[14]通常是这样一种制度，你通过它认真地给一个人一个便士，来换取他的思想，而那个思想又往往是安全地以开玩笑的方式提供出来。而且我确信，我从未在报纸上读到任何值得注意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有一个人被抢劫了，或者被谋杀了，或者死于事故，或者有一幢房子被烧着了，或者一艘船沉没了，或者一艘蒸汽船爆炸了，或者有一头牛在西部铁路被撞死了，或者一条疯狗被杀死了，或者在冬天出现了一群蝗虫——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必再读别的新闻了。一条足矣。如果你了解了原则，又何必在乎它的不计其数的例子和应用呢？在哲学家看来，所谓的新闻全都是道听途说，那些编辑和阅读新闻的人是喝茶的老太太。然而对这种道听途说趋之若鹜的人又并非少数。我听说，几天以前人们冲进一家报馆，想了解最新的国际新闻，结果报馆的几块大的方形平板玻璃都被挤碎了——我认真地认为，这种新闻，一个头脑灵活的人在十二个月或者十二年前就可足够精确地写出。例如，有关西班牙，如果你知道每隔一段时间，便把唐卡洛斯[15]和西班牙公主，以及唐佩德罗、塞威尔和格拉纳达以正确的比例抛出来——自从我读报以来他们可能把那些名字稍微更改了一下——并在没有别的娱乐新闻的时候提供出一场斗牛，那么它就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新闻，能够就像报纸上在这个标题下面的最言简意赅而又表达清楚的报道一样，让我们很好地了解在西班牙的事情的精确状态或者变化。至于英格兰，1649年的革命几乎就是来自那个地方的最后一条重要的新闻；而如果你已经知道了英格兰历年的谷物平均产量，那么你就可能再也不关心这个新闻了，除非你的投机纯粹是为了赚钱。假如要一个人判断谁是很少看报的，他会说，国外从来就没有什么新闻，就是法国革命也不是什么新闻。